麻雀運動員的界線與回歸

—談競技精神、社會期望與再社會化的可能性

撰文｜（Oskar Lam）

隨著麻雀逐步職業化與競技化，選手的角色與責任也隨之提升。麻雀由過去被視為娛樂活動，到今日在日本、中國、歐美等地建立正式聯盟、段位制度與大型的公開賽事，麻雀運動員亦開始承擔起「職業競技者」與「文化代表者」的雙重身分。

但當違規行為出現，例如作弊、辱罵、操縱對局、性醜聞或失德言行，社會往往期望協會祭出最嚴厲的懲處手段——剝奪參賽資格，甚至永久禁賽。這種做法雖可震懾不正行為，但在倫理與制度上，我們是否已將「懲戒」絕對化，而忽略了懺悔與回歸的可能？或是如同福柯所警告的那樣：我們建立了一個只會懲罰的機器，而忘了教育的初衷？

一、自律不僅是制度，更是德行

一場對局，是對運氣與技巧的掌握，是虛實相間的搏鬥，但我認為真正的競技精神，不在勝負，而在選手能否守住誠信，《論語》有言：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。競技者首重「本」，即人格與修養。麻雀運動員的「誠信」與「風度」，遠比一場勝負的得失來得珍貴，筆者認為職業選手應具備以下幾項基本素質：

1.堅守誠信比賽，不圖僥倖不擇手段；

2.尊重對手與制度，即使落後也不怨天尤人；

3.自我反省與進修，願意修正錯誤、面對失敗。

這些品格，才是能支撐競技長遠信譽的基石。畢竟麻雀並非單純一個靠運氣的遊戲，而是鍛鍊心靈的平台。選手在牌桌上的每一個選擇，不僅影響比賽結果，也影響自身的「業力」。若選手以不正手段取勝，雖贏一時，卻失信於長遠。

二、從污名化到制度困局

當職業選手出現在直播鏡頭、媒體報導與海報上時，他們已不再是單純的玩家，而是代表了社會所賦予的形象代表。尤其在亞洲社會中，麻雀本身帶有一定的歷史誤解與污名，因此選手的行為更容易被視為「整個圈子的縮影」而放大。

種種期望既是一種光環，也是一種壓力。一但選手出現爭議行為，社會容忍度往往極低，而輿論壓力也常迫使官方必須做出「殺一儆百」的決定。「永久禁賽」因而成為制度下最簡單、卻也是最極端的應對方式。

社會學者 Erving Goffman 指出，「污名化」是一種將個人貼上不可抹去標籤的過程，使其被排斥於正常社群之外。選手一旦違規，輿論與制度往往是一體撻伐，留下不是反省的空間，而是身份的崩毀。在儒家的名教秩序中，「身教」大於言教。選手作為公眾形象的代表，理應自律。但同時儒家亦教導我們：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」。錯誤之後，若無再社會化的可能，豈非斷絕了實踐道德的機會？

三、永久禁賽的代價與極限

當一名麻雀選手違規或失德時，「永久禁賽」往往成為制度下最迅速而決絕的回應。它既象徵著對誠信的維護，也試圖安撫公眾的情緒，為整體賽事環境「止損」。然而，這種做法的背後，是否也埋藏著難以忽視的倫理困境與制度代價？

福柯曾在《監視與懲罰》中指出，現代懲罰制度不再是單純的報復性機制，而是透過一種「規訓權力」（Disciplinary Power），將個體納入「被控制的正常性」框架。永久禁賽正體現了這種權力運作邏輯：透過將違規者標記為異常者並驅逐於體系之外，來穩固制度對「模範選手」的定義。

然而筆者認為這種機制的副作用是：

缺乏彈性處理空間：不同層次的違規行為被一體化懲處，削弱了懲處的教育意義；

消滅懺悔與改過的可能性：將選手永遠拒於賽場之外，也等同於斷絕其人格重建與社會整合之路；

造成長遠的心理與社會排斥：違規者不僅失去職涯，亦可能遭遇群體性排擠與自我污名內化（Self-stigma）。

從這些觀點出發，制度若缺乏「再社會化」的機制設計，不僅可能失衡，亦會使制度淪為封閉而剛性的懲罰機器，喪失教育、感化與使人成熟的可能。因此，我們是否應重新思考：是否所有錯誤都應一律驅逐？制度是否應容納一種「結束懲罰之後的對話」？讓競技環境不只是約束行為的場域，更是培育成熟與誠信的土壤。

四、從紀律到和解的競技社會

允許重返競技圈，並不表示我們會輕縱失誤，而是制度應體現的韌性與教育功能。社會學中的再社會化（Resocialization），原本用於描述個體在經歷重大變故後的身份重塑與規範內化。若能設計合理觀察期、道歉程序、品格訓練與公共參與，我們便能轉化懲罰為教育資源，塑造受懲處者二次成長的可能。

其實國際體育界一早有為數不少犯錯後復歸制度的實例。例如在奧運、電競、甚至演藝圈中，不少曾受懲處者在條件允許下逐步回歸，甚至成為推廣誠信與品格教育的代表人物。故筆者認為麻雀界若真正希望邁向成熟運動的行列，應該考慮逐步建立相應的再社會化制度。

筆者認為的可行方案包括：

1.設立復歸程序與觀察期，如完成紀律課程、參與公益、公開道歉後再經公眾審查；

2.由懲戒轉向教化，允許受處分者轉任行政或教育支援工作，為新選手樹立行為典範；

3.設立「紀律與再社會化委員會」，由中立人士組成，提升程序的正當性與透明度。

社會不會因懲罰而更公平，而是由制度上允許改變、修補與和解的機會，真正地顯現出成熟與力量。

五、結語：勝負之上，有德可依；犯錯之後，有路可歸

我們應該這樣理解麻雀這項競技：勝負不過一時，品格才是永續之本。

當制度與社會選擇給予悔過者一次機會，這既非縱容惡行，亦非犧牲正義，而是承認人有成聖成賢的可能。而制度亦如是。它不該是冷酷的劊子手，而是一套兼具紀律與人性的架構。制度不只是懲罰者，更應是導正者。讓我們為犯錯者設下一條回家的路，這條路，正是競技麻雀正式走向成熟的必經之路。

後記：制度的眼與我們的盲點

我們總以為，是我們在看著制度——看它怎麼運作、怎麼懲罰、怎麼劃線。但很多時候，其實是制度在看我們：我們怎麼選擇立場，我們怎麼開口，或者……我們在什麼時候選擇了沉默。

筆者曾是制度的制定者，也是它的執行者。我曾親手畫下那些界線，也曾開出懲處。那時我相信：只有嚴刑峻法，才可保護一項運動的純粹與公信力。

後來，我開始反思。

不是因為我認為那些規則不再重要，而是我發現，在執行制度的時候，我們往往太快地相信「剝奪」是最乾淨、正確的答案。

當我們說出「應該被永久禁賽」、「這種人不能再出現」的時候，那句話真的只是我們自己的想法嗎？還是我們只是複述了一套早就內建在制度裡的語言？慢慢我們習慣了那樣的說法，習慣了「出了錯就只能永久退出」，習慣了懲罰是制度終點，甚至，覺得懲罰就是正義本身。

但我們很少回頭去問：我們為什麼這樣做？我們的制度為什麼長成了這個樣子？除了懲罰，我們還能怎樣？我們是不是，已經不太相信人會改變了？

福柯曾說，現代社會早就不需要地牢了，因為懲罰已經滲透進我們日常生活裡，變成規則、語氣、標準，甚至是留言區裡的那一句句「他活該」。我們看起來沒有殺人、沒有禁錮，但我們卻用沉默和排斥，把人推到制度的外面。

這樣的世界，也許是安全，也許是「乾淨」的，但可惜也是冰冷的。它沒有解釋的空間，也不容許後悔。一旦犯錯，人就再也沒有回來的門票。

我並不是說每一個犯錯的人都應該被原諒，也不是說不該懲罰。我想說的是：我們是不是可以多一點可能性？多想一點：如果有一天，犯錯的人是我們自己，或者是我們的朋友、老師、偶像，我們會不會希望，那個世界還有一點斡旋的餘地？

制度的眼睛看著我們，我們的選擇，就是制度未來的樣子。

真正值得擔心的，或許不是某位選手犯了什麼錯，而是：我們是否已經習慣了，一種沒有出口的正義。

我們以為自己在看制度，其實，制度也一直在看我們，看我們如何懲罰，如何排斥，又是否還記得如何相信一個人能夠改變。真正成熟的制度，不該只是「去除誰」，也該思考「我們還能容納什麼」。它不只是管理錯誤，更應包含讓人修正的可能；不只是制裁過去，也應保留一個讓未來得以回歸的位置。

制度可以定對錯與賞罰，但人的價值，來自於他選擇變好的那一刻。